王世涛:深化改革与宽容试错

王世涛

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 

  所谓“试错”,是英国著名哲学家波普尔创造性地提出的一种科学研究范式,与“证伪”密切相关。波普尔强调,任何经验事实都具有可证伪性,科学理论都只是暂时的、尚未被证伪的假设,从而否定了将科学等同于真理的迷信。“试错”是“证伪”的常用方法,即在待解问题上选择一个可能的应用解法,经过验证后如果失败,则选择另一种可能的解法再接着尝试,直到产生出正确结果时结束。然而,“试错”的方法具有一定局限性,它通常在没有其他可以利用的规则时,适用于问题比较简单或范围比较有限的情形。因其比较单调乏味且耗时费力,通常被作为解决问题的最后一种手段。当然,“试错”并不意味着非理性地任意尝试,试错者应当有条理地操控各个变因,从而整理出最有机会成功解决问题的解法。

  改革是一种创新,是为前人之未曾为,因此,改革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。改革可以宽容试错,但不能容忍不作为。可以说,应当允许改革存在一定的盲目性,长期以来“摸着石头过河”在改革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。然而,改革试错的宽容存在一定的界限。

  首先,宽容试错不能宽容违法。我国改革开放伊始,法律初创,诸多领域的法律处于空白,许多改革措施无法可依。此时,当然不能因为没有立法就停下改革的脚步。为了推进改革,鼓励先行先试,在试错中摸索,进而为法律的制定和完善积累经验。然而,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日益完善,改革所涉及的各领域已经逐渐实现了有法可依。此时,应当尽量避免改革的盲动性,过去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,现在则应当是“沿着法律的航标过河”。

  因此,宽容试错不能逾越法律边界。特别是在大力推行依法治国的今天,试错可以宽容,但破坏法律秩序不能宽容,这是一条红线。以往在改革过程中,有人提出过“良性违法”命题,即当法律滞后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时,基于改革的需要或者善良的愿望,可以突破法律的框架。但问题是:改革本身即是一种试错,存在“改错”的可能,为什么要以违法为代价?改革是利益的再次分配及权力的重新配置,谁来保证改革的主导者不是出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?谁有资格来评判法律是否滞后?如果法律滞后,或者法律不符合特定群体所谓善良的意愿,就可以不再被遵守,那么,社会还会有秩序吗?当法律的正义性(要符合普遍善良的道德)与法律的规范性(保障国家的法律秩序)发生矛盾冲突时,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的解决方案是:除非法律违反正义达到不能容忍的程度,否则法律应当被遵守。可见,在一般情况下,在改革的过程中,法律不能被随意抛弃、任意突破。因此,当下要转变传统改革发展的理念,不能先改革,后立法,而应当是先立法,后改革。应当在法律基础上,以法律为先导进行改革。

  其次,宽容试错要顾及损益。当没有明确的法律可以遵循时,改革可以试错,但必须确保付出更小的代价。诚然,宽容试错不是无条件地宽容改革失败,不是容忍公权力的滥用造成不应有的损失。在我国,一些地方领导以改革之名,上任伊始往往提出花样翻新的城市发展愿景,大搞“政绩工程”或“面子工程”,而一旦决策失误造成国家重大损失时却很少被问责,其也会借口说改革允许失败、容忍错误。

  笔者认为,社会的重大改革,特别是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改革,不能轻易试错,应当充分论证、谨慎施行。因为社会实践领域试错的过程往往是不可逆转的,一旦造成灾难性后果,无法挽回、难以补救。

  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教授认为,改革的本质是渐进式的改良,而非对现有体制和利益格局的革命。改革本身应该是和平的,应该是利益各方可以平和接受的,而不是通过暴力剥夺的方式强制推行。近年来,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,城市道路交通堵塞已经成为很多大城市的通病。居民小区的封闭是城市交通拥堵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如果将所有城市小区全部开放,实现小区内道路的社会化及道路资源利用效益的最大化,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状况将大大缓解。所以,有专家建议开放居民小区。果真要将这一体现“具有前瞻性的城市发展理念”的建议付诸实施,却存在违法、侵权之虞。最近,具有顶层设计性质的文件——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》,具体提出了一个指导性原则,就是未来在城市规划过程中,不再允许设立封闭式小区,而已经建成的封闭式小区要逐步打开。遵循李稻葵提出的改革原则,实现这一领域的改革,需要进行城市规划法等相关法律的完善,政府应当稳妥推行,充分兼顾各方利益。也就是说,应当通过利益各方平等参与的协商机制达成妥协。只有这样,这一改革才能被普遍接受,其代价才会降到最低。

  再次,当改革有法律规范作为依据时,不能随意试错。当新生事物的出现不能被现行法律的调整范围所涵盖时,改革应否试错,如何试错呢?对于近两年出现的“专车”服务,由于现行法规制度的局限,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尚无法对“专车”司机的驾驶资格、服务质量进行有效管控,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,因此,有人主张“一禁了之”。然而,当下传统出租车并不能很好满足人们的个性化出行需求,“专车”的出现,也确实改善了个性化出行的条件。因此,有经济学者认为,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放松对“专车”的管制,大力扶持其发展。由于顶层设计尚不明朗,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实际上正在分别进行“试错”:一些省市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默许“专车”存在,对其采取放任态度;而有些省市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则将其视为“黑车”进行查处。对此,交通运输部的原则是:既不放任也不禁止,将“量体裁衣”设计新的管理制度,给“专车”这一全新服务方式一条合法的出路,依法合规鼓励其规范发展。

  宽容试错还要防止改革过程中非理性地冒进,我国建国初期曾因为冒进付出过惨痛代价,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,不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。在依法治国的今天,更不能让试错成为权力专断、任性的“盾牌”。